士族不是贵族，士族虽然可以世袭，但必须建立在获得朝廷的官职之上，权力来源是朝廷而不是地方。所以无论是北朝隋唐士族还是东晋南朝士族，所有的士族天然都有向京城集中的趋势，他们不再扎根地方不代表士族及其权威在中晚唐走向衰落。

　　实际上中晚唐士族人丁依然兴旺，而且还垄断了朝廷。甚至这些扎根于京畿的士族虽然早已脱离地方，却由于屡屡出任顺德藩镇的节度使观察使而依旧对地方保有相当程度上的非世袭的影响力，士族的“道统”在黄巢起义以前也依然被包括地方在内的主流社会所接受。

　　所以从整体角度来说，黄巢起义前的士族完全没有衰落的趋势，唐代科举对于士族来说反而是有利于加强其垄断地位的，士族在中晚唐依然拥有很高的权威并被社会各界所认可。士族的衰落完全是黄巢起义以后三十年内，围绕京畿的高烈度战争所导致的急剧变化。

　　士族不是贵族，士族发源于地方，但权力根基在朝廷。不能在朝中任职的士族，是不可能成为大士族的，其与宋代庶族的区别在于九品中正制下士族可以世代垄断朝中的高官地位而已，并不意味着士族就一定要千百年居住于地方。星空体育平台东晋南朝的士族也有明显的向建康集中居住的趋势，最终在侯景之乱的时候也被一网打尽。

　　所以士族集中在都城附近，反而是士族在朝中地位加强的表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士族会因此衰落。唐宋变革论里提到的变化是士族衰落的结果，而不是原因。也就是说，是黄巢起义以后士族被大量肉体消灭，才让士族在民间的权威被消灭，而不是传媒/科举让他们的权威被消灭的。

　　换句话说，士族的灭亡不是一个技术发展导致的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是一个单纯的毁灭性事件导致的结果。

　　土地经济是个重要原因，不光是技术进步的问题，还有土地竞争从增量竞争进入存量竞争。唐中期之前，实行的是均田制，鼓励开垦荒地。建立在有荒地可开的情况下。而唐中开始，已无更多无主之地，兼并风起，在足够时间长度下的而政府又不作出平抑的情况下，马太效应就会凸显。

　　至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年)，“丁口滋众，盲无宋田”。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两税法颁布，均田制瓦解。而均田制瓦解的同时，府兵制义务兵制也瓦解。中央彻底失去对部队的掌控（经济后勤不由中央说了算）。

　　而地方豪强和士族倾轧兼并的压迫，短期内豪强的个体利益增加，但是长期来看，整个基层失序导致国家由下而上的整个失序，也导致士族豪强建立在秩序之上的利益获取不再能转化为实力。

　　失地农民以募兵参军，聚结在军头麾下争取自己的利益（也有部分依托士族豪强）。从理念道义和利益上，都形成了对士族所谓道统的倒逼。

　　仇富的根源，不是因为别人富，而是在于自己不得活。但是，即便如此，也会是一个长期试错和整合的过程。因为反对一个人容易，但是反对或者推倒之后怎么重新建构秩序和分配利益不容易。

　　铁质农具的普及，作物轮种制，以及水利等等农业技术的发展，让庶族小地主/自耕农彻底在经济上打破了豪门庄园制经济的优势，河朔三镇的老家河北能在唐朝/五代时做到高度开发也离不开这一点。个人认为从宏观上来看，晚唐/五代的军阀碎片化，是中国社会由三国两晋南北朝这种豪门封建向着宋代的扁平化社会的一个过渡期。

　　当时的主流士族成员基本上已经完全集中在长安洛阳一带了，主要表现就是坊望在中晚唐已经成为了郡望以后族望的主要体现。士族成员即使被派往地方上任职，期满以后一般也会返回朝廷，难以像以前那样大规模扎根于地方了。所以长安洛阳的士族被消灭以后，士族这个群体就基本上可以告别舞台了。

　　中晚唐的士族与魏晋士族不同，他们脱离了地方并集中寄生于长安朝廷，所以中晚唐士族的经济基础，与朝廷的经济基础是具有同一性的。随着黄巢起义对运河大动脉的破坏，朝廷失去了东南财税来源，关中土地又经历大乱，寄生于朝廷的中晚唐士族群体在失去经济来源以后，伴随着大规模的残酷的肉体消灭而自然走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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