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互联网常将门阀一词挂在嘴边，并经常将古代门阀和西方贵族比较，还有人称中国当下也是“门阀遍地”，称县城婆罗门大行其道，普通人已丧失上升空间。
这种说法带有误导性，中国古代门阀和西方贵族并不是一回事，门阀是流官异化的产物，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门阀的权力并不根植于地方，而来源于中央，门阀的目的是将朝廷赋予的权力世袭化、永久化。门阀们的兴趣也不在地方治理，而是在上一级政府或中央谋求更高的官位。
换句话说，他们并不如西方贵族那般是地方自发秩序的产物，相反他们是皇权专制衰微的结果，当朝廷没有能力执行过去的典章制度时，门阀就会从制度的缝隙中产生。
今天这篇文章，我就详细论述下中国古代的门阀政治，以及他们为何无法变成真正的贵族，对中国的秦制传统构成冲击。
首先我们要回到公元3-6世纪，这是中西历史的第一次大分流。加州学派的彭慕兰曾认为中西历史的分流点在17世纪，但我认为政治上的分流更早。
3-6世纪，西方日趋皇权专制、中央集权、官僚政治的罗马帝国（3世纪后罗马一直在东方化）被彻底摧毁，而且再也没能复辟。入侵的蛮族没能恢复罗马的政治制度，而是构建了一种以分权为导向的政治制度，即封建制度。
在封建制下，国王将地方治理的权力分给自己的武士或一些地方豪强，封君与封臣之间各有权力和义务，国王要尊重各地的习惯法，并默许封臣对领地的世袭统治。同时每个封臣也和他领土内的武士和豪强形成相似的契约，一级级分封下去。
封建制度下，中世纪的西欧国家君主普遍没有庞大的官僚队伍，他们宫廷的规模很小，能否有效统治国家完全仰赖与封臣的关系。
正是西欧这种贵族-君主-教会三足鼎立的分权结构限制了专制的权力，并给体制外异己力量以生存空间（自由城市与市民阶层最终演化为了资产阶级），这种社会权力的多元化最终促成了现代民主制度的诞生。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一度兴起了门阀政治，士族的话语权越来越大，并在东晋形成了门阀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
西汉时中国专制达到顶峰，但王莽篡汉严重削弱了朝廷的力量，代替王莽的刘秀高度依赖地方豪强的力量，奠定了东汉门阀崛起的背景。东汉末年，黄巾之乱朝廷无力，将募兵权下放给州牧，迅速扩大了地方世家的权力。
三国时期，独特的部曲制度就是门阀崛起的标志，在东吴，部曲和将领本人高度绑定，部队就是由一个个将领及其部曲组成，将领去世后，职位则由其子嗣传承。
除了军事上，官员选拔也日渐世袭化，魏晋象征“选贤任能“的察举制不断衰弱，讲求门第和关系的九品中正制兴起，士族逐步垄断了官僚队伍的选拔，让皇帝丧失了最重要的人事权力，导致皇权一度衰微。所谓“王与马共天下”就是说的江南门阀势力之强大。
不过这样皇权衰微的情况并没有持续太久，东晋之后，无论南朝北朝，都开始往专制的方向发展。南朝，刘裕依靠北方的流民军事集团逐步扩大了权力，有效削弱了门阀，接替刘宋的南齐也大体延续这一道路，虽然仍未完全恢复秦汉时期专制的程度，但走向专制的趋势已经奠定。
在北朝，入侵的游牧民族比南朝更迅速地接受了秦制传统，更快恢复了秦汉时期的流官制度和编户齐民，最终率先秦制化的北朝征服了孱弱的南朝，恢复了大一统的中国，让中国政治文明恢复了常态。
讲完这个过程，肯定有读者会问，为什么门阀没有变成西欧式的贵族，彻底摧毁皇权专制，让中国，至少是南朝，变成“封建制”或“周制”呢，这就要从门阀的来源和门阀的特点说起。
西方贵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个是蛮族国王的武士，一个是有武力的罗马地主。罗马帝国灭亡后，秩序大乱，民众投靠到有武力的人门下。他们和武士签订契约，用缴纳贡赋的方式换取后者的保护。星空体育下载
武士一种是蛮族国王分配下来统治罗马人的，另一种则是在帝国崩溃后，主动武装自保的罗马地主或罗马军人，他们通过向蛮族国王效忠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两种人逐步演化为了中世纪的贵族。
贵族有几个特点，一是他们一定是“军功贵族”，依靠的是勇气与利剑，因为他们有武力，国王不得不尊重他们。
二是他们的权力根基来自于地方，武装自保的罗马地主权力来源于当地人的支持，被分配的武士虽然一开始与当地人缺乏联系，但因为分封之初默许了其世袭的权力，加上中世纪的宫廷高度退化，无力供养官僚，因此治理地方成为贵族发展势力的唯一途径。久而久之，他也与封地的绑定越来越深，完全成了地方的代理人。中国西周时期也大体如此。
（亚瑟王的原型是就是罗马-不列颠武士安布罗斯·奥勒利乌斯，在罗马军队撤离不列颠后，他组织人马保卫不列颠人免受撒克逊人的入侵）
而门阀的来源则不同，门阀的祖先大都还活在秦制尚能维持的时期，他们的祖先大都是流官出身，门阀的崛起源于家族成员在中央担任高官。如袁绍所谓的四世三公，星空体育下载就是指袁氏家族连续四代人担任太尉、司徒、司空等最高级别官职。
曹魏时期的司马氏也源于做官生涯，司马懿的父亲就曾任职于东汉，司马懿本人则从曹操手下的征东将军做起，一直做到大将军和侍中，之后更曹魏的丞相。凭借司马懿的权力，司马家族的其他成员才逐步垄断朝廷官职，成为第一门阀并成功篡权。
东晋时期最有权势的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也是源于流官，两家在西晋时期就担任高官，晋室南渡后王导、谢安更是担任宰相级别的高官，进一步巩固了家族的势力。
可以说，门阀的崛起、壮大几乎全源于对朝廷官职，尤其是中央官职的垄断，而庞大的官僚系统本就是秦制的产物。门阀并不想摧毁秦制，它只想通过腐蚀、寄生秦制来将官职世袭化，实现家族的利益。这决定了无论门阀如何猖獗，所造成的政治变态都是短期的，并不会伤及秦制的根本。
实际上这种现象在今天还存在，县城官员只要有条件，并不希望子女留在当地，而是希望子女考的公务员，最次也要考进北京的官媒和高校，他们的逻辑仍不是扎根地方，而是在中央谋求更大的影响力，星空体育下载通过在中央的关系保住在地方的特权。
我曾和《中县干部》的作者冯军旗老师交流，他也提到县城官员普遍有“往上走“的心态，能留在北京最好，不能留京至少也要留在省城。
第二点是南北朝时期的门阀多是文化士族，而非军功贵族，这决定了他们的权力是不稳固的。
俗话说“枪杆子里出政权”，贵族的权力既来自于法统也来自武力，英国贵族之所以能逼迫约翰王签订《大》，主要是他们在军事上击败了国王。而法国贵族之所以衰微就是因为他们被路易十四降服，交出了治理地方和统领兵马的权力，最终沦为国王的宠物。
中国门阀的发展方向一直是往“文弱“发展，东晋时期的士族以弱不禁风闻名，他们热衷于谈论玄学，对政治事务和军事都毫无兴趣，他们最崇尚的就是阮籍、嵇康这样隐居避世的文人。
齐武帝就曾评价士族“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颜之推则记载士族王复从不骑马，见马嘶鸣，竟然心惊胆战，说这哪是马，分明是老虎啊。梁末侯景之乱，士族皆“肤脆骨柔，不堪行步，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士族脆弱到行走都没有力气，坐着都能猝死。
到了梁朝全盛时，因为长期富贵，士族不仅不通军务政务，甚至连学术能力也丧失了。
虽然当时的一些士人已经有反对君主制的观点，比如鲍敬就做《无君论》，直接把君主制说成罪恶的根源，一些玄学激进派，甚至质疑法儒的核心三纲五常。
不过，提出离经叛道的思想是一回事，是否有能力实践则是另一回事，以南朝门阀的文弱，他们也只能在弱主当政时为所欲为，一旦碰上军事强人，马上就会败阵。身为流民帅的刘裕轻松获得权力并不让人奇怪。
首先西晋覆灭后，大量汉族士族跟随东晋迁徙到了南方，留在北方的士族本就偏少。另外，少数民族政权往往是军事至上，他们完全是凭借武力在统治中原，而战争和征服最容易促成专制。
《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作者对比了北美南美殖民地的不同，他认为南美之之所以较为专制，根本原因在于当地形成了殖民者和被征服者的二元社会结构，印第安人几乎都是西班牙人的战利品，双方的关系高度不平等，这种社会结构很容易演化为专制体制。
而北美殖民地都是白人殖民地，居民一开始就是英格兰大陆移民的白人，他们仿照英国本土建立了议会制度，从而奠定了美国平等的基础。
西晋覆灭后的北方显然更像前者，五胡是征服者，而汉族平民成为被征服者，高度不平衡的社会结构让胡人统治者的权力无限扩大，一旦他们吸取秦汉时期的统治经验，很容易就能依靠武力优势重新恢复秦制。
而逃到南朝的东晋君主早就丧失了嫡系军队，不得不依靠南渡的世家和江左当地的门阀，从而在很长一段时间无法恢复皇权。
南北之间的差异决定了最终是北方的胡人政权（融合了部分汉人士族）消灭了更为正统的南朝，重新恢复了大一统和秦制，这样的情节在今后的历史中还会多次上演。
在之后的1500年，或许还会有所谓的地方势力威胁皇权，但它们的威胁一次比一次小，权势一次比一次弱，从上到下对地方分权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秦制的法统深入人心，秦制也逐渐成为中国人唯一认可的合法的政体。
正如阎步克所说：中国的政治文明始终有一条鲜明的主线，其间虽存在波峰与波谷，但总体上，秦汉确立的皇权专制-官僚政治-编户齐民的体系不断得到加强，且越到晚期，波谷的幅度越小，这已成为中国政治文明最鲜明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