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论坛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一级教授、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李巍教授代表论坛发布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

　　第一，2024年美国大选之后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构出现了一边倒的趋势。我们必须正视特朗普背后强大而持久的社会力量，而不能再把他当做一个异数和偶然。我们观察这个“全新的”美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需要一场认知上的“范式革命”。

　　第二，特朗普正在成为一个“帝王式总统”，他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的破坏力要超过第一任期。特朗普“冲击波”正在全面凸显，这在全球层面主要体现为经济全球化将加速走向终结，美国联盟体系加速走向瓦解，自由国际秩序加速呈现崩溃。对于国际社会来说，特朗普任内的美国将是空前的自私和不讲道德的。

　　第三，特朗普执政近两个月来的诸多表现，虽有代表正确方向的一面，但也呈现出相当的混乱，特朗普及其团队还没有展现出足够的能力，对美国进行负责任的改革，他们的一系列行为反而正在对美国的国内政治文化和国际领导地位构成持久而深重的伤害。对此，我们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强身健体。

　　2024年美国大选呈现出“一边倒”格局，这一判断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在总统选举中，无论是选举人票还是普选票，特朗普所领导的共和党都战胜了由哈里斯领导的。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中，特朗普在某种程度上存在执政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原因在于他未能赢得普选票，仅依靠选举人票胜出。而在2024年的选举中，特朗普的胜利毫无争议，特别是在选举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摇摆州”，几乎全部被特朗普拿下。

　　其次，除了总统选举，共和党在参议院选举和众议院选举中也取得了优势。同时，2024年还举行了州长选举，结果显示共和党赢得了27个州的州长席位，仅获得23席，共和党在州长层面同样占据上风。

　　最后，虽然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席位常被公众忽视，但在美国政治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当前，美国最高法院共有九位官，其中自由派（代表）法官仅有三位，保守派（代表共和党）法官则有六位。由此可见，无论是行政权力、立法权力、州政府权力，还是最高法院的权力，共和党均处于主导地位。

　　综上所述，2024年美国选举的基本背景与结果对特朗普的执政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为其成为一位“帝王式总统”铺平了道路。结合特朗普个人的性格特征，可以认为美国正步入一个“强人政治”的时代。

　　传统上，我们生活的是一个“精英政治”的时代，所谓的民主政治的实质是精英之间利用制度进行彼此的相互制衡。因此，精英政治通常较为重视制度与规则。然而，在“大众政治”时代，往往会孕育出“强人”，“强人政治”的实质是利用大众力量打碎各种制度，以实现其自身意志不受限制的实施。这种转变，正是当下美国政治变化的显著表现。

　　我们可以基于2024年的选举结果认为，特朗普的胜利实际上代表了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场深刻变革。他和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代表了美国政治文化的两个极端，乔治·华盛顿作为大农场主，是典型的温文尔雅的贵族形象，代表了贵族政治和协商政治；特朗普则是在华尔街的底层商战中崛起，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流氓政治和独裁政治。

　　从特朗普核心内阁团队的背景来看，国务卿鲁比奥是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和司法部长邦迪同样来自佛罗里达州，三位极为重要的内阁成员均来自佛罗里达州，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在用人上的风格。同时，从年龄结构来看，“70后”与“80后”正在美国政坛中全面崛起，例如美国副总统万斯出生于1984年，国防部长海哥赛斯出生于1980年。

　　特朗普团队的人事结构主要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特朗普所任命的官员强调忠诚，具有门阀政治的特点。他任用如此多来自佛罗里达州的政治人物，是因为特朗普本人在佛罗里达州长期经营，拥有深厚的政治与社会基础。第二，特朗普重视政治梯队的培养。尽管他本人只能再任这一届总统，但他并不满足于仅仅完成自己的任期，更希望将其政治思想、风格与特点传承下去。特朗普可能离开政坛，但特朗普主义不会离开。第三，团队成员普遍风格强硬，一意孤行，与特朗普个人风格一致。

　　特朗普采取以上用人策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贯彻其口号——“抽干华盛顿的沼泽”，即迎战“深层国家”。特朗普认为，在第一任期中，许多政治理想未能实现，其核心思想没有得到贯彻。星空体育APP他作为一名反建制派总统，遭到了建制派“深层国家”的强力阻碍。所以，他重新执政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清除“深层国家”。

　　特朗普此次执政与上一任期相比，呈现出显著不同。上一任期的特朗普展现出强烈的草根色彩，当时美国的精英利益集团对其普遍持保留态度，基本未予以支持，特朗普的政治形象也更多体现为获得大众支持的代表。而在这一任期，越来越多的精英利益集团开始转向支持特朗普，构成其政府的精英支持基础。这一基础主要由四大利益集团构成：科技-工业复合体，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代表的高科技硅谷精英群体集体性地支持特朗普；金融-工业复合体，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华尔街金融家与投资者，而是特指一小部分以加密货币为核心的精英利益群体；军事-工业复合体，众所周知，特朗普及共和党长期以来对军工业持积极态度，此次内阁中亦有多位成员来自军方，虽然特朗普在第一任期中大幅削减税收，但却增加了军费开支，显示出其与军工复合体之间的密切关系；能源-工业复合体，特朗普当前政策强调对传统能源的支持，其背后主要是来自美国南部地区的传统能源利益集团。这四大利益集团共同构成了特朗普此次执政的精英支持基础。

　　具体来看，目前存在一种说法，即“PayPal帮”正在参与美国的治理。二十多年前，美国一家名为PayPal的企业发明了移动支付技术，其创始人如今大多已成为特朗普政府中的重要人物，或者没有政府职位，但其人脉渗入特朗普内阁。此外，还有以马克·安德里森为代表的支持加密货币的重要风投人士。该利益群体规模虽小，但力量强大，正在美国政坛上迅速崛起。

　　正因如此，拜登政府在其任期即将结束时的离任演讲中指出，美国应当像当年警惕军工复合体崛起一样，警惕当下正在形成的科技-工业复合体。这一复合体主要包括以下四位代表性人物：埃隆·马斯克，目前执掌政府效率部，对美国行政体系正在进行革命性改革；大卫·萨克斯，被称为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沙皇，现任美国PayPal科技顾问；彼得·蒂尔，虽未在政府中任职，但被认为是幕后的关键人物之一，一手栽培了美国史上最年轻副总统之一——万斯；马克·安德里森，在美国长期推动加密货币的发展。

　　传统的硅谷和华尔街精英在政治立场上大多倾向于，而这批科技与金融领域的精英新秀可被归类为右翼势力，转向支持共和党。他们主要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反对所倡导的“觉醒文化”，在价值观层面，特别是社会价值观上表现出较强的保守倾向；其二，推崇“技术加速主义”，具备典型的“理工男”特征。例如，马斯克是技术万能主义的代表人物，坚信技术正进入加速发展的轨道，并能解决所有问题。

　　第一，“特朗普冲击波”在内政方面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提高政府效率。该阵营的成员大多出身于企业界，他们特别强调效率，试图将治理企业的逻辑应用于政府管理之中，对提升政府运行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二是削减政府开支。除减税政策外，特朗普政府效率部正在推进大规模的政府开支削减运动，关闭了多个政府部门和公共项目。三是收紧移民政策。主要体现在对中下层、特别是非法移民的打击措施趋于严厉，但对于高科技人才的移民政策仍然持开放态度。四是复兴保守价值。集中体现在迎战“DEI运动”（多元化、公平与包容）和与LGBTQ+相关的“觉醒运动”。

　　特朗普新指定的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要负责财政与预算管理，该负责人公开表示，必须解决“觉醒运动”及武器化的官僚问题，强调应由总统控制行政部门的运作。所以，美国国内正在经历一场政治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在于重新确立总统对行政权力的掌控，削弱建制派的“深层政府”对国家治理的控制。同时，还要解决近年来泛滥的“觉醒运动”和“DEI运动”。

　　“特朗普冲击波”在国内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一个核心大战略，即复兴制造业。当前，美国政治生态高度极化，尤其在过去十年间，许多问题上呈现出“非黑即白”的投票模式，凡是支持的，共和党通常反对；凡是反对的，共和党则大力支持。但在这种极化格局中，仍然存在两个基本共识：其一，将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其二，复兴国内制造业。特朗普再次上任后，可以预见其将继续大力推动美国制造业复兴。

　　制造业复兴之所以成为美国的国家大战略，并成为两党基本共识，根本原因在于美国战略精英都深刻认识到，美国正陷入一种“金融诅咒”。自1890年起，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这构成了20世纪美国实现全球霸权的重要实力基础。然而，2010年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目前中国制造业的整体规模已经是美国的两倍以上。美国担忧若这一趋势持续，其全球霸权地位将可能被中国削弱和取代。

　　基于这一战略共识，特朗普的国内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坚定发展传统能源，不再相信所谓“气候变化”；放松金融与科技监管，全面打响在人工智能、加密货币等领域与中国的新一轮科技竞争；降低企业所得税，从21%降为15%，为了实现制造业复兴，必须通过减税招商引资，“15%”是一个临界值，源于G20成员国曾达成的一项框架协议，为防止主体间的恶性竞争，各国承诺企业所得税不得低于15%；大力支持军工业发展，军工业对制造业的带动作用至关重要，德国与日本曾一度拥有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军工业支撑，最终遭遇发展瓶颈，特朗普此次上任后，也迎合军工复合体的要求，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军工业的发展。

　　“特朗普冲击波”在国际经济层面主要表现为“关税冲击波”。特朗普曾明确表示，他最喜欢的一个词就是“关税”。特朗普在第一任期有大量关于关税的设想尚未得以全面实施。此次重新上台后，特朗普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最重要的举措，便是推出一套更为全面、涵盖更多贸易伙伴、更多产业，且密度更高、手段更为激进的关税政策。2025年2月1日至3月25日期间，特朗普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关税措施。预计至4月1日，美国在对整体贸易政策进行系统性评估之后，可能还会出台更加正式且广泛的关税政策。所以，关税政策已成为特朗普对当前国际经济体系带来的巨大冲击。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始终致力于推动建立并维持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体系，而这一体系很可能在特朗普任期内被彻底颠覆。除了关税壁垒，特朗普还致力于吸引外资，延续前财政部长耶伦所推动的近岸外包和回岸生产等一系列产业战略，旨在服务于复兴国内制造业的战略方向。

　　除“星际之门”计划外，苹果与台积电等具有代表性的制造企业先后作出在美投资的承诺。苹果承诺将在美国本土投资5000亿美元，作为全球具有影响力的“无工厂”企业之一，主要负责产品设计，甚至不直接参与组装，其核心产业链高度依赖东亚地区。此次，苹果在特朗普上任后为响应其战略方向，作出在美投资的承诺，尽管该承诺最终能否兑现仍有待观察，但支持态度已经明确。此外，台积电也宣布将进一步追加在美国本土的1000亿美元投资，呼应特朗普提出的制造业复兴战略。

　　特朗普将继续捍卫美国霸权，但最终奉行何种货币政策目前难以明确判断。理论上，为了促进美国本土投资、推动本土制造业发展，特朗普应采取一定程度的美元贬值政策，但美元贬值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美元的霸权地位。特朗普对美元霸权极为重视，坚决反对金砖国家的“去美元化”措施。对于如何在维护本土制造业的同时，又维护美元霸权，特朗普尚未提出明确或系统的政策思路，其执政团队似乎也尚未就此问题达成清晰共识。纵观历史经验可以发现，金融霸权与制造业霸权通常难以兼得，这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权衡取舍关系。例如，英国在19世纪逐步确立英镑霸权地位之后，制造业逐渐走向衰落，美国的发展轨迹也呈现出类似特征。金融霸权与制造业霸权的并存在现实中难以实现，如何在这两者之间做出权衡，将成为特朗普执政面临的一个重要考验。

　　美国“关起门来搞建设”的核心精神来源于罗伯特·莱特希泽，他被视为美国贸易政策的“精神教父”。虽然莱特希泽并未在新一届美国政府中任职，但其政治思想的继承者目前担任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曾有一句颇具影响力的名言：“所有伟大的经济体都是在保护的壁垒后面建立起来的……没有一个国家通过消费而变得伟大，它们是通过生产而变得伟大的。”这一观点对美国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韩国裔经济学家张夏准曾著有《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一书，提出了“富国陷阱”的概念，指出发达国家在达到发达水平后，往往会采取措施阻止其他国家达到同样的水平。“踢掉梯子”‌是指发达国家在发展初期会采取保护幼稚产业、侵犯专利和商标权等措施来提升自身竞争力，一旦成为发达国家后，则开始倡导自由贸易和严格保护知识产权，从而阻止其他国家通过类似手段达到同样的水平‌。基于上述理论，美国若希望重新成为生产大国，就必须摆脱长期以来“重消费、轻生产”的经济结构，回归以生产为本的战略路径。

　　罗伯特·莱特希泽的思想源于个人经历，他成长于俄亥俄州，星空体育APP认为铁锈地带的困境源自于日本的产业崛起、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中国入世和毒品问题。同时，他是美日贸易战和中美贸易战的主要操盘手，其幕僚长格雷尔接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支持战略性脱钩。所以，近年来中国对美出口在美国总进口中的占比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逐渐被加拿大和墨西哥所取代，中美经贸关系正朝着“脱钩”方向发展。如果特朗普目前对中国的关税水平达到40%，未来甚至可能进一步上调至60%。一旦“60%关税”成为常态或长期趋势，中美之间的贸易脱钩可能只是“程度”问题。

　　在欧洲方向，特朗普致力于停止俄乌战争，美俄关系开始出现靠近趋势。关于美俄走向接近的原因较为复杂，可能因素包括：一是双方存在某些共同的保守社会价值观；二是两国都推崇“丛林政策”与“强人政治”；三是特朗普曾在其早年获得来自东欧资本的支持等。此外，美欧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裂痕，欧洲开始进一步强化“战略自主”。长期以来，欧洲被视为“经济上的巨人、政治上的矮子、军事上的侏儒”，但此次欧洲承诺投入6000亿欧元进行再武装，这一举措具有重大意义。当前欧洲正处于十字路口：究竟是走向全面战略自主，还是继续依赖美国、熬过特朗普的四年任期？对此，欧洲内部存在分歧。众所周知，欧洲一体化是国际关系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欧洲历次一体化几乎都是在危机推动下实现的。此次能否借助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危机，在军事、政治与财政一体化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仍有待观察。

　　在印太方向，美国将继续从日本和韩国盟友中获取战略利益。同时，美印关系也有可能进一步升温。2025年2月13日，特朗普再度上任后不久，印度总理莫迪访问美国。

　　在全球治理方向，世界贸易组织（WTO）无疑将继续陷入瘫痪，甚至有走向解体的可能。特朗普已公开宣称拒绝向WTO缴纳会费，美国以往尚未出现拒缴WTO费用的先例，此次则明确表达了拒绝承担WTO相关责任与义务的立场。气变协议走向夭折，1月20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退出《巴黎协定》。

　　在中东方向，美国大概率将继续支持以色列的强硬派，并对沙特施压以获取额外利益。

　　总而言之，特朗普的外交政策体现出从“霸权心态”向“弱者心态”的转变。他既不愿再为维护国际正义承担责任，也并不在意虚妄的战略利益。特朗普曾提出，世界上的每个国家对我们都是不公平的。

　　在对华问题上，特朗普的核心手段仍然是关税。虽然其关税政策面向全球，但重点对象仍是中国。在特朗普重新上任后，美国已对中国实施了两轮关税加征，当前对华商品的平均关税接近40%。接下来，特朗普可能将兑现竞选期间的承诺，对中国商品加征60%的关税。

　　除商品关税外，美国还计划对中国的船运加征关税。众所周知，美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马汉的“海权论”，长期以来，美国是一个海洋强国。但美国认为在海洋领域的主导地位正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美国造船业明显衰退和在全球海上贸易中的份额持续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国拟对中国制造的船只、悬挂中国国旗的船只、船队中中国制造船只占比超过25%的运营商征收费用。收费标准为单次进入美国港口的船只，最高收费150万美元；根据船队中中国船只的比例，收费从50万美元到150万美元不等。

　　在“特朗普2.0”时代，中美之间的海上博弈可能进一步加剧。其中一个焦点是巴拿马运河的博弈。2025年3月17日，美国联邦海事委员会（FMC）宣布，在特朗普政府的授权下，已正式开始对全球海运关键通道进行专项审查。根据美国法律，该委员会将形成一份审查报告，并据此采取相应行动。此次收费措施仅仅只是初期试探行为，未来在海上特别是涉及关键海峡与航道中，双方的博弈可能会更加激烈。

　　根据联邦海事委员会的行政令，将系统性重点调查全球七大海峡和航道，分别是：新加坡海峡、马六甲海峡、苏伊士运河、直布罗陀海峡、英吉利海峡、巴拿马运河、北极航道。这些航道承担着全球90%以上的大宗商品运输，直接影响国际供应链稳定。这是继关税之后，对中国外贸构成的第二大冲击和风险。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而全球绝大多数的对外贸易依赖于海上贸易。因此，这一趋势值得未来持续观察与深入研究。

　　近期，美方还对中国展开新一轮制裁，美国商务部将54家中国企业和机构列入“实体清单”。由此可见，美国对华在技术领域的制裁不仅不会停止，反而将进一步升级。

　　第一，减少对美国的过度关注，避免被其牵着鼻子走。目前，特朗普所采取的许多举措，实际上是在“自废武功”。我们应按照自身的节奏推进发展，在当前形势下，将发展自身作为首要任务，便是最好的应对方法。正如外交部长王毅同志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引用的一首诗：“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任他横，明月照大江。”面对强悍和霸道的对手，我们不应被其牵制，应专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

　　第二，中美博弈的胜负关键并不在于双方本身，而在于能否争取第三方的支持。我们应坚持统一战线思想，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在当前中美竞争格局中，谁能够在国际社会中争取到更多的第三方支持，谁就更可能在这场博弈中占据主动地位。因此，我们应将更多的战略精力投入到第三方合作与国际伙伴关系的拓展中。

　　第三，着力启动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扩大内需，提升居民收入水平。这已成为我国当前紧迫的战略任务。过去，我国在较大程度上依赖于美欧市场，但未来美国市场将不再是中国的主要出口目的地，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等产品可能很难再进入美国市场。因此，我们必须及时调整思路，充分激活和利用我国14亿人口、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超大规模市场。

　　此外，以开放的姿态应对外部“脱钩”压力。这一方面仍有大量工作需要持续推进。过去两年，我国在最成功的开放政策之一是对除美国外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实施单边免签政策。该政策收效显著，取得了良好国际反响，今后，我们要多采取类似的政策。

　　最后，通过持续扩大开放、激活国内市场，增强中国对全球商业力量的“磁力效应”。具体体现为以下五个方面：超大市场的磁力效应，中国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基础设施的磁力效应，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位居世界前列；理工科人才的磁力效应，中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理工科人才储备；产业生态的磁力效应，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最具竞争力的制造业产业生态；社会秩序的磁力效应，中国整体社会秩序保持稳定，相较之下，当前西方国家在移民等问题的影响下，国内社会秩序普遍面临不同程度的挑战。

　　正是由于上述多方面优势，使得中国如同一块“吸铁石”，具备吸引全球商业资源的能力。只要我们持续发挥中国的磁力效应，美国若试图与中国“脱钩”，最终被孤立的将是美国自身。

　　结合CMF中国宏观经济专题报告，各位专家围绕“‘特朗普冲击波’及对世界的影响”展开讨论。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毛振华指出，特朗普能否长期执政的关键取决于美国国内政治而非国际问题。近年来，美国政治由“钟摆式”转为“极化式”变动，与共和党在价值观和政策方向上的分歧日益激烈。特朗普凭借民意基础再次上台，但其能否真正整合国内利益、推动再工业化，仍有待观察。在国际层面，特朗普的核心目标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其策略是增强自身实力、削弱竞争对手。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是特朗普的明确主张，与俄罗斯和欧洲的关系变化则更多体现现实主义考量，他试图结束欧洲纷争以集中资源应对中国。

　　特朗普执政倾向于孤立主义，并可能继续退出国际组织，重塑盟国关系结构。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中国应秉持“做好自己的事”原则，按照自己的节奏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同时主动构建良好的国际关系，争取和平发展环境，避免与美国的激烈冲突，但也要展示出我们的韧性、理性和正义。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战略与安全中心副主任陈琪认为，“特朗普冲击波”可理解为特朗普政策的特殊性，即其政策议程或理念中与他人不同的部分。从当前情况来看，“特朗普冲击波”对美国国内的冲击可能更为显著。尽管国际社会仍在关注特朗普关税政策变化及其带来的外部影响，但其国内政策调整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远。

　　在国际问题中，中美贸易问题当前备受关注。其关键难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双方在认知上存在不对称性，中国主张建立稳定的中美关系，认为只有在政治稳定的前提下，才能有效解决贸易纠纷并开展合作；而特朗普则采取相反策略，故意制造不确定性，试图通过这种不确定性来达成交易并获取利益。二是双方在谈判风格上存在差异。中方倾向于先从工作层面解决问题，再由高层确认；而特朗普更偏好通过高层直接决策，自上而下推动谈判。此外，中美在贸易问题上存在达成交易的困难，根据2020年1月15日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国需大量购买美国产品以填补特朗普所要求的2000亿美元贸易逆差。但美国对华出口限制清单不断扩大，导致贸易逆差难以通过正常交易弥补。

　　淡水泉（香港）总裁陶冬指出，海内外主流媒体普遍认为特朗普是一个难以捉摸、不可预测的人物，其战术运用的确变化多端。然而，从战略层面来看，特朗普的立场却异常稳定，其核心理念始终围绕“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展开。所谓“MAGA”，对内而言，首先，特朗普希望彻底铲除奥巴马、拜登连续执政期间所形成的“白左”思潮，推动去极端化。其次，他意图打破美国的深层政府结构。第三，特朗普希望建立一个他认为对美国最有利的经济运营体系，即低税率、高关税、去监管以及市场主导的经济模式。

　　“MAGA”在海外的策略也可归纳为三点。其一，彻底打破战后美国所构建的国际经贸地缘政治秩序。其二，从自身利益出发，特朗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变其他国家占美国的便宜局面。其三，在地缘政治方面，他希望尽快从乌克兰问题中脱身，减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压力，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应对中国。基于此，中国必须做好应对特朗普主义长期化以及去全球化趋势的准备；着力发展内需市场，立足自身；要与美国保持对话，也要积极改善与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关系，同时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

　　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副所长徐奇渊从党的三宝出发，分析如何应对“特朗普2.0冲击”。其中，党的三宝包括：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在当前中美关系背景下，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第一，首要任务是加强自身建设，做好自己的事情。第二，当前的“斗争”应以合作为最终目标，通过“斗争”寻求合作，这是双边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第三，扩大国际统一战线，处理好与第三方国家的关系至关重要。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是应对贸易摩擦的重要原则，具体来看，我国在应对贸易摩擦时采取了“扭抱缠斗”的策略。

　　我国应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从国内拓展至国外，将第三方国家中能够团结的力量纳入其中。中美之间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地缘政治冲突的因素，但中国与欧洲以及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地缘经济冲突。从扩大国际统一战线的视角来看，中国致力于扩大内需，这一举措不仅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家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更是改善地缘经济环境的重要切入点。如果中国成为全球重要的净进口市场，向全世界提供需求，那么中国与其他经济体的关系将从竞争转变为互补。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刘元春认为，特朗普一系列政策安排在美国历史上并非是特殊事件，美国曾经历过五次关税浪潮，其规模与影响不亚于当前“特朗普2.0”时期的政策。美国对关税的理解和运用与我国存在本质差异，我们必须从历史维度来分析其对关税的战略认识与政策逻辑。从历史梳理中可以得出两点重要结论：一是美国关税政策的实施往往会引发其国内政治阵营的分化；二是美国的工业化或再工业化是否能够成功，实质上取决于其所处的发展阶段。当美国完成工业化并向后工业化社会迈进时，所有试图通过关税推动再工业化的法案几乎都以失败告终。

　　对于此次“特朗普2.0”时代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高度关注以下三个重要问题。第一，美国文化并不像当前某些舆论所宣扬的那样，对“关税战”普遍持反感态度。第二，在“关税战”的推进过程中，美国的内部政治分裂不仅不会得到缓解，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化。第三，当前美国经济高度金融化，呈现“脱实向虚”特征，美国再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难以实现。所以，在分析“特朗普冲击波”的未来走向时，我们不能停留在“就关税谈关税”的层面，应转向分析美国所面临的孤立主义、分裂主义所引发的结构性与整体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