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中国现代历史学家钱穆所著的历史学著作，以汉、唐、宋、明、清五朝制度为镜，颠覆“古代政治即专制”的扁平化认知，深入挖掘中国治理传统中的制衡智慧（如三省分权、科举推动社会流动），有力地反驳了“东方专制论”的文化偏见。书中提出“制度必附丽于人事”这一核心史观，剖析了权责错位、文化断层如何导致制度异化，为“制度空转”理论提供历史注脚。全书以演讲实录的生动笔触，巧妙地融合了“历史意见”与“时代意见”，兼具学术深度与大众可读性，堪称一把解读中国治理基因的思想密钥。
本书于1952年首次发表，书中对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的诸多政治制度进行了提纲挈领的概览与对比。钱穆先生选取了他认为最为关键、不可不讲且最能体现得失的四个层面展开剖析：首先是政府组织，即政府职权的分配情况；第二是考试选举制度；第三是赋税制度；第四是国防和兵役制度。通过叙述这些制度的沿袭变革，指出其中的利弊得失。
汉代创建三公九卿制，星空体育网址丞相总揽大权，成为外朝核心。汉武帝为制衡相权，设立尚书台，开创内廷决策先河。在地方治理上，汉代初期推行郡国并行制，之后凭借“推恩令”逐步削弱诸侯势力，强化中央集权。察举制在实行初期打破了贵族对仕途的垄断，但因豪强操纵，逐渐催生出门阀集团。经济方面，汉代采取轻徭薄赋政策以恢复民生，然而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王莽改制因脱离实际而失败，凸显出制度调节功能的失效。军事上，汉代实行兵农合一与职业骑兵并存的双轨制，但外戚掌握兵权，致使军权出现私属化倾向。汉代虽奠定了权力架构基础，却也埋下了权力垄断与土地分配失衡的隐患。
唐代借助三省六部制，将决策流程细分为中书省拟定诏书、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成为权力制衡的典范。但宦官势力的膨胀以及节度使的割据，使得原本精心设计的制度名存实亡。科举制的推行打破了门阀垄断，寒门子弟入仕比例大幅提升，却引发了新旧势力之间激烈的党争。均田制为小农经济奠定了基础，安史之乱后推行的两税法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机，却加速了土地兼并，流民问题愈发严重。随着均田制的崩溃，府兵制转变为募兵制，边军将领拥兵自重，最终导致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唐代在制度创新中走向鼎盛，却因过度放权造成中央与地方权力失衡，盛世最终被内部分裂所吞噬。
宋代通过二府三司制将相权拆解，枢密院负责军事，三司主管财政，中央集权达到极致。地方上设置通判监察知州，多重制衡措施却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科举规模不断扩大，并推行糊名制，寒门进士占比大幅提高，但“重文抑武”政策滋生了冗官现象和空谈之风。宋代对土地兼并放任不管，王安石变法试图以青苗法重构经济秩序，却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而失败。募兵制耗费巨大却战斗力薄弱，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形成“积弱”的困境。宋代制度为防止内乱层层设限，最终却束缚了国家的应变能力。
明代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度，将权力集中于君主手中，内阁始终作为临时咨询机构存在，而宦官通过司礼监与厂卫掌握实际权力。八股文严重禁锢了科举选拔，捐纳制使得官僚体系中充斥着庸碌之吏。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实现赋役货币化，但江南地区的重税激化了社会矛盾。卫所制衰败后，戚继光等将领自行招募私兵，中央军权实际上旁落。在极端皇权专制下，官僚系统陷入党争与腐败的恶性循环，制度性的溃烂最终导致王朝走向崩溃。
清代以军机处取代内阁，皇帝通过密折直接监控百官，满汉分治政策加深了统治阶层的裂痕。科举沦为，捐官现象泛滥，导致吏治全面腐败。“摊丁入亩” 减轻了平民税负，但闭关锁国政策使经济发展陷入停滞。八旗军战力衰退后，湘军、淮军等汉族武装崛起，中央失去军事主导权。制度完全异化为满族特权的工具，因拒绝变革，最终在近代化浪潮中轰然倒塌。
本书并非简单的历史叙事书籍，而是一部充满智慧的政治启示录。它深刻地向我们揭示：只有读懂历史，才能更好地理解现在；只有理解传统，才能更从容地面对未来。
本书以其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揭开了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而延续的政治智慧面纱。作者深入剖析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展现出传统政治制度的精巧构思。这些制度并非简单的权力分配，而是蕴含着对人性、治理以及文明的深刻认知。在书中，我们能清晰看到科举制度如何打破阶层固化的壁垒，宰相制度怎样达成权力制衡的效果，监察制度又如何维护政治的清正廉洁。这些制度设计的背后，是对“选贤与能”这一政治理想的不懈追寻，是对“以民为本”治理理念的切实践行。任何制度的活力源泉都在于其能否契合时代需求、解决实际问题，即便在当今时代，这种与时俱进的智慧依然不可或缺。
（一）制度为纲，人事为要。作者以“制度与人”的辩证关系作为核心，构建起别具一格的政治分析框架。他深刻指出：“纵有良制美意，必待得人而理。”这对当代公共治理仍具有很高的启示价值。工作中，我们有时会产生“制度依赖症”，各类规章细则纷繁复杂，考核指标愈发精细，却容易忽略制度运行过程中“人”的主体地位。我们应该着力提升自身专业素养，大力弘扬担当精神，持续培养创新能力，以便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挑战。
（二）清议立心，实干筑基。书中关于“清议”与“实干”的阐述，在当下仍有现实意义。机关工作既要有理想主义的追求，又要有务实精神。过度侧重清议容易陷入空谈，而过度强调实干则可能迷失方向。我们应当效仿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智慧，既怀有“为天地立心”的理想抱负，又具备“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实践自觉，只有让清议如同星空般指引实干的步伐，用实干作为基石托举起清议的高度，才能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治理道路上稳步前行。
（三）公心铸魂，制度固本。书中提到，只有秉持公心制定的规则才可称为制度，而那些出于私心的规则，至多只能算作法术。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其公正性和公心。在工作中，我们尤其需要从这一视角去审视和构建制度。无论是法律、政策，还是社会规范，我们都应当反思：这些规则是否源自公心？是否切实代表人民的利益？能否推动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只有始终将人民置于心中最高位置，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的制度建设和执政实践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才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稳固传承。
传统政治智慧蕴含着丰富的治理资源。从“民惟邦本”到“为政以德”，从“选贤任能”到“礼法并治”，这些思想都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我们需以创造性转化的方式，在传承中实现创新。我们要善于从传统中汲取智慧，但也要避免不加思考地照搬照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而创新的基础是对传统的深刻领悟。我们既要对传统怀有敬畏之心，又要拥有开放包容的胸怀。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唯有让千年智慧与当代治理深度融合，才能开拓出既富有历史底蕴、又彰显时代精神的治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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